海归震惊:国外不适应国内不习惯——记得回国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说，当心回国后有“Reverse Cultural Shock”逆向文化震惊，意思是说我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当时不信，心想我从来是很中国的，在美国这么多年，因为中国情结太深太重，总是有意识地抵触美国化，难道还需要适应我自己国家的文化不成？但结果却发现潜移默化中自己已经吸收了美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反而对中国文化不习惯了。
语言震惊
回国两月有余，第一次去相亲，对方是妈妈同事邻居的儿子，北师大毕业，人大的工商管理硕士，在北京一家民营的证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岁，地道的本土派，仪表堂堂，爸妈颇为满意。记得第一次见面，交谈不久，对方冷不丁问我中文里夹的英文词“impressive”是什么意思，我被问愣了。在美国已经习惯了讲中文的时候带英文词儿，从没想到过需要把英文的口头禅翻成中文。冷不妨被问到，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怎么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译，但听起来很蹩脚，中文不用这么长的形容词儿。翻成很好的？好象意思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仔细一问，原来我交谈中不自觉带的很多英文词儿他并没有听懂，只是不好意思问罢了。
大学的时候读围城，记得钱仲书先生把海归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儿比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当时为钱先生的刻薄叫好，并对海归的这种行为大不以为然。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讲话也变成了“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真想对钱先生说，先生冤枉啊，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现成的英文词儿现翻成中文(还得找到合适的中文词儿)。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海归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语言关。
在麦肯锡第一次和中国客户打交道，同事对我说，注意讲中文，客户不喜欢我们说话带英文。于是给联想做项目的时候，讲话特别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讲，但一不注意英文词儿还是脱口而出(比如说strategy, competitive analysis之类的商业用语)。好在联想的客户很尊重麦肯锡，也很愿意向麦肯锡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响不知不觉讲话也带上了英文词儿。想想很对不起钱仲书先生。
生活文化震惊
海归遇到的语言震惊是很容易发现也是相对来说容易克服的，而海归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异，则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里，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记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谈到聪明和智慧的区别，他问我说，你觉得自己是聪明型呢，还是智慧型的？我当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是既聪明又智慧型的”。朋友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到是一点儿都不谦虚啊。我当时一愣，突然意识到在东方文化里，即使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也应该谦虚地说，“那里那里，还差得远呢”，那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道理？在美国呆久了，习惯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忘记了谦虚，也忘记了谦让。西方文化直来直去，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说十分(如果不是说十二分的话)。学会推销自己是在美国谋生的先提条件。东方文化则比较含蓄，经常拐弯抹角，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会说八分，留着二分让对方去猜。
在上海做项目的时候交了一个上海男朋友伟，本土派的，其实也算海归，留日的，但rib文化比中国文化还东方，所以我们在一起经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一个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从北京来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间里。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苗该见她的朋友就见她的，我给苗要了一张房卡，这样我们俩互不影响，行动自由。跟伟一讲，他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么对朋友呢，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应该陪好朋友玩了。我觉得很委屈，在美国，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间也是很独立的，有空约时间见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么就各行自便，没什么可客气的。在我看来很自然的事，在伟眼里是“不讲姐们儿义气”，解释了半天也解释不清，本来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伟去无锡玩，结果我们两个人都陪苗去了杭州(杭州我刚刚出差去过)，也没玩好，因为我和伟吵架，三个人都扫兴而归。
企业文化震惊
生活中的文化差异象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击才会迸发，即使发生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有时会给平静的生活凭添一些乐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异，则象是一股旋流，会有一种被它吞没的感觉。
在麦肯锡北京公司工作，感觉肩上的责任比在美国大，更有挑战性，比如说给微软这样的财富五百强跨国公司或中国电信，联想这样的国企民企领头羊做企业总部发展战略，但是最大的感觉就是累，几个月下来身体透支得很厉害。回斯坦福商学院参加我们2001届MBA的一周年聚会和在美国麦肯锡做的同学一聊天，发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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