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生到名教授，李欧梵在哈佛度过半生岁月，这本知识性的回忆录中，李教授从个人的经验来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读来别有情趣。
费正清教授（节选）
到哈佛念中国近代史，主要的目的就是跟随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教授。我当年亦有此想，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更接近思想史，所以后来拜史华慈教授为业师，然而在考博士口试时仍请费教授主考我的中国近代史，以示对他的尊重，其实我并没有选修他太多的课，大多是旁听。
教授“稻田课”的美国汉学界“太上皇”
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此乃举世公认，我们学生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为绰号。他为哈佛本科生开的两门课最为叫座：一为“近代东亚文化”(俗称“稻田课”RisePaddies)，一为“中国近代史”；前者是和当年日本研究的泰斗(后住美国驻日大使)赖世和教授(EdwinReischauer)合开的，两人为此课所写的两本教科书：《东亚：大传统》(EastAsia:TheGreatTradition)和《东亚：现代的转化》(EastAsia:TheModernTransformation)也是我们当年研究生必读的“圣经”；前者为“旧约”，后者为“新约”，可见其内容之详尽。尤其是后者，我们都把它当“史实”来读；所谓“historicalfacts”，当时我们确信不疑，所以事无巨细，我们都读得滚瓜烂熟，甚至连费教授的简单有力的文体也背下来了：譬如讲到一八七○年“天津教案”的一段中，就说(大意如此)：“英国领事举枪向暴民射击，不中，再射一枪，击毙……”，当时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不中”一语，英文只有一个字：“Mised”，传神之至。
这类历史细节是费教授的特长，他授课也是如此，语调干枯而细致，面孔毫无表情，上课开讲先来一句：“LadiesandGentlemen”，立刻进入正题，毫不浪费时间，更没有废话或“转弯”(digression，这一点和史华慈教授恰恰相反)。据闻他第一次开“东亚文化”大班课的时候，为了引发低班学生的兴趣，时常辅以幻灯片，他在第一堂课放的第一张幻灯片就是一张中国的稻田，然后他不动声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块稻田，这是一头水牛……”，学生们因此把此课叫作“稻田课”，是哈佛有史以来持续最久(从五十年代直到现今)的课程之一。
我竟然把费教授的教科著作我的“英语读本”，配以史华慈的名著《富强的追求：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Fu and the West)，一简一繁，相得益彰。我的英文学术文体，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是从这两位老师的文体学习衍变而来的。后来又加上夏济安和夏志清二师的文学笔法，经我多番吸引磨炼以后，都成了我的写作文体。
我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的这种思想上的不满情绪，和费教授的政治立场无关。我似乎早已把我的外交官梦忘得一乾二净，甚至对于中美关系的问题也不闻不问。我领悟到的费教授其实是清史专家，而不是外交顾问(虽然他以其地位之尊不得不扮演这个角色)，而他的学问是在研究生上的“清史档案”一课上才展露无遗，因为他可以从这批大量的档案中探究清代统治阶层对付西方列强的方法。可惜我自己没有选这门课，如今思之懊悔莫及，否则我大可细读这些“文本”，而从清人文体形式中去体会当时的政治思想。至今我们仍然认为治中国近代史的史家对于“文体”不够重视，也许这又是我的文学细胞在脑中作祟吧。
我终于忍不住向费教授发炮了。在他开的一门阅读课中我大胆地藉义和团为题发表我的谬论：为什么费氏的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论述基本上都从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出发？为什么义和团的“奉民”都是没有嘴脸的暴徒？这批低下层人物的“心灵世界”(mentalworld)如何描述？他们的入教仪式(和太平天国一样)是否值得仔细研究？换言之，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怎么没有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而只是一味抄袭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最后我竟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里？！”此语一出，班上的同学都很惊愕，觉得我这个后生小子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然而费教授听后，非但不以为忤，而且还露出他罕见的笑容对我说：他也感觉到这个缺点，所以正想说动史华慈教授和他合作，另写一本教科书。
费教授称我为“放荡不羁者”
从此之后———大概是我入学后的第三年———我和费教授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他公开称我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spirit)，可能指